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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上午8点40分左右，在银监会门口，郭树清与时任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上演“二次握手”，上一次“交接班”的握手时刻是在2011年的10月29日，尚福林将证监会主席一职“交棒”郭树清。

出生于1951年11月的尚福林，今年已66岁，超期“服役”银监会主席近3个月时间。2011年10月，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尚福林出任银监会主席，至今正好走过一个五年规划周期。

除了任职中国农业银行行长两年的时间外，尚福林长期在金融监管体系内工作，长达38年，历任央行副行长、证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如今，他的下一站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尚福林任银监会主席的五年，正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褪去“黄金十年”光环的五年，伴随的是金融创新与风险复杂共生，如何厘清其中关联看透本质，在尚福林的领导下，银监会没有少下功夫。

“事异则备变”，这是尚福林在谈及银行业改革时常提及的一句话，从中可以感知，尚福林应对变化的沉着与稳重。

5年风险坚守

2016年末，银行业资产总额达到232.3万亿元，较2011年尚福林上任当年末的113.3万亿元，已经翻倍。银行业资产总额盘子的扩大，也意味着风险规模的扩张及风险暴露压力的上升。

“历史证明，商业银行会因有效管控风险而发展繁荣，也会因风险管控不力而衰败消亡。”尚福林曾表示。对风险时刻保持警惕的人，行事往往保守。的确，尚福林一直保持低调，在银监会任职期间，极少接受媒体专访，也极少在公开活动上露面。

“尚福林任银监会主席5年多，这5年来银行业平稳发展，他是功不可没的。”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如是评价。

2011年10月，尚福林从“火山口”上的证监会主席卸任，执掌银监会。可以说，尚福林在银监会的这5年正赶上中国经济进入下行期，整个银行业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无论是银行业不良率还是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与之前的“黄金十年”不能同日而语。

根据数据统计，2003年~2013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年均复合增速高达49%，可谓“黄金十年”，然而短短两年，中国银行业光环不再。而银监会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65万亿元，同比增长3.54%，增速同比上升1.11个百分点，不良率为1.74%，环比下降0.02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银行业的风险领域也不断改变，而尚福林带领银监会要做的是面对银行业新的风险临危不乱，并且积极疏导，“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为底线。

2011年，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带来的潜在风险逐渐显现出严峻挑战，当时，民间融资风险已经有蔓延之势，银监会的重要任务是厘清并加强各类风险之间的相互传递，加强银行业与“影子银行”、民间融资之间的“防火墙”建设。

2012年，银行业“不良”风险开始暴露，压力上升，围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流动性、案件、表外业务和信息科技六大重点风险，尚福林在这一年加强了银行不规范经营的专项整治工作。

到了2013年，地方政府平台、房地产、流动性的风险依然是银监会紧盯的重点领域，新兴业务、表外业务快速发展引发的风险苗头已经显现，同业、理财投资资金的运用不断加强。银监会开始推动“影子银行”概念范围和监管责任。

不能忽略的是，2013年3月25日，银监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理财资金投向非标资产，不得超过理财总额的35%，亦不得超过银行总资产的4%，严控理财非标投向。

2014年，被尚福林称为对银行业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银行风险也在加速暴露。其中，钢贸风险暴雷，尚福林要求做到处置预案明确、措施及时有力。同期，同业、理财和影子银行等业务风险也在发酵蔓延。银监会2014年5月下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对银行同业业务创新“堵邪门，开正门”，同时对银行拉存款冲时点的不规范经营设立存款偏离度指标。

这一年，银监会也开始着力改进监管方式，并对银监会成立10年以来出台的所有监管法规进行评价和梳理，这为此后各业务条线统一的监管政策打下基础。

2015年，银行业“不良”继续暴露，交叉性风险成为风险防控重点，银监会“透明、隔离、可控”原则探索加强交叉风险防控，有效防范跨行业、跨市场风险扩散和传染。同时，鼓励银行探索“一企一策”，避免压贷、抽贷、断贷。

刚刚过去的2016年，为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尚福林主导了债委会的推进。针对P2P网贷风险，银监会下发了行业监管办法。

从5年的风险变化中感知，尚福林带领银监会所做的工作不仅细致，而且事关风险责任重大。“5年时间里，的确是有不少风险事件爆发，不过银监会采取‘疏堵结合’，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风险，这实属不易。”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评论道。

改革者：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银监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风险防控需要保守谨慎，而推进银行业改革则需要锐意创新。

尚福林在公开场合的各项发言中，给人的印象是不喜欢任意发挥，秉承“有备而来”。不过，一位多次接触尚福林的银行业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尚福林讲话的确是不温不火，私下交流却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性格温文尔雅，但是一旦拍板决定的事就会强力推进。

推动银监会内部组织架构的改革，可以窥见尚福林的“铁腕”风范。2015年1月20日，银监会宣布着眼于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改革发展和为民监管，对银监会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改革，这也是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来首次对内部组织架构进行大调整。

其中包括设立审慎规制局，牵头非现场监管工作，统一负责银行业审慎经营各项规则制定;设立现场检查局，负责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现场检查;设立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部，牵头推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

除此，将此前的银行监管一部、二部、三部、四部，分别更名为大型商业银行监管部、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部、外资银行监管部、政策性银行监管部。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则改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

据了解，此次监管架构改革将有限的机构和人员编制向前台监管部门倾斜，调整后内设22个部门中，监管部门由11个增加到17个，占部门总数的77.3%。

有银行业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如是评价，在对内部组织架构的调整中不可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尚福林能够在内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正是说明了他超强的协调能力及笃定的改革精神。

郭田勇评价银监会改革称，对银监会内部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使得金融监管功能发挥变得更加专业化，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有利于银行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尚福林称，“通过监管架构改革，进一步突出监管主业、优化监管流程，监管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制定并公开银监会及机关各部门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约束清单，提升监管透明度。”

推进银监会自身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推进银行的改革，尚福林任职期间，银行业改革也稳步推进。“银行业在逆境下，在监管的引导下，无论是积极谋求创新，还是从行业发展都可圈可点。”郭田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尚福林曾表示，国际经验表明，健全的商业银行体系，需要大中小商业银行分层布局、适度竞争、协同发展。引入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可以推进银行的差异化发展，民营银行试点应运而生，从试点落地到现在的常态化设立，银监会对此做出了诸多工作。

较少接受媒体专访的尚福林，却在针对民营银行的推进问题上，接受了人民日报的专访，尽管只回答了三个问题，已经显示出了尚福林对民营银行推进的重视。

2014年3月，民营银行破茧而出，首批民营银行试点落地，到如今设立已经常态化。尚福林最新撰文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8家民营银行开业，总体运行平稳，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逐渐显现;还有9家已经批准筹建。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首批试点5家民营银行资产总额1329.31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0.54%，拨备覆盖率471.21%，当年利润5.72亿元。

除了民营银行，银监会也推动银行在投贷联动子公司、直销银行子公司等业务专营化方面做出探索。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尚福林2015年曾在《中国银行业》杂志撰文，提出银行业必须加大金融创新力度，转变盈利模式。他认为，银行应该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业务创新、加强非信贷和表外业务创新、加强负债业务创新、加强信贷业务创新四大方面来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监管与国际接轨

尚福林任职期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时期，银行业监管全面趋于严格。

2010年11月，20国集团首尔峰会批准了巴塞尔委员会起草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巴III)，确立了银行业资本和流动性监管的新标准，要求各成员国从2013年开始实施，2019年前全面达标。

在尚福林上任伊始，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就曾提出，未来银行业监管的重点应在如何实施新监管标准方面，实现与国际接轨，不断提高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

2012年6月8日，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下称《资本办法》)，并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版巴III的正式落地，意味着银行业进入新的监管时代。自此，银监会全面引入巴III确立的资本质量标准及资本监管最新要求，涵盖了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等多层次监管要求，促进银行资本充分覆盖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个体风险。

随后，《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等细则规定相继落地，银行业开始处于平稳过渡时期。尚福林当时专门强调，要稳步推进新监管标准的实施，商业银行要提升稳健发展内生动力，制定过渡期达标规划。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银行监管实施了大量改革，在资本、杠杆率、流动性等领域出台了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宽管制、严监管已经成为全球银行业发展和监管的共识。”尚福林称。

尚福林认为，目前国际监管领域主要呈现两个方向性变化：一是不断强化审慎监管，注重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本次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大幅提高了资本、杠杆率和流动性等监管标准，强化了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提出了逆周期资本和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等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二是加强风险隔离，推动金融业向专业分工和简单透明模式回归。危机后，美国、英国和欧盟三大经济体纷纷强调“回归简单、重返主业、风险隔离”的监管导向，明确要求在传统银行业务与高风险的交易业务和投行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一些国际大型金融集团已在调整经营战略和业务模式，更专注于在核心地区开展核心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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