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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勤:创新者有三大特性 都爱思考、批评

标签:中国 创新 企业 我们 一个  日期:2017-06-08 04:51
的分论坛,生态系统当中有大的企业,也有小的企业,服务器,特别是做互联网,第二,大概二三十年前都没有几个人,在国际申请的专利全球第三,第二,好像也不要把创新的环境都归结于政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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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的DNA】张亚勤怎么看微软和百度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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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百度总裁张亚勤

    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在海南博鳌拉开帷幕。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全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下午五点,论坛举办了主题为“创新者的DNA”的分论坛。创新者有哪些不同寻常的 DNA?硅谷这样的创新中心何以长盛不衰?煅造“创新之国”,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支撑?

    以色列创业教父、投资人 Yossi VARDI认为,中国的创新和创业过程已经到了拐点。像李彦宏、马云这样的一些新生代的企业家都已经成熟了,创业者都开始为新一代这些创业者提供极大的激励,去鼓励和支持年轻人个体,大家讲的,比如说天使投资。

    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阻碍一家公司创新的最大障碍是中层,公司里面企业大了之后怎么样把中层说服了是最重要的。在公司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要绕过中层找到真正的创新。

    以下为论坛实录:

    媒体:大家提到创新需要土壤和生态,对中国来说完善这个生态我们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李剑阁:我还是只能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教育比较强调灌输式,或者死记硬背式的,这个是经常被人诟病的缺陷,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改变。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引进一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的思维,敢于挑战已有的知识。

    前面我讲过犹太人有一个优点值得学习,叫做H(英),这个单词在犹太人的眼里是敢于现有人的权威,现有的知识,不讲情面,不受限制。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应该形成这么一种风气,让每一个学生敢于质疑所有的一切,然后有创新型的思维,培养他的好奇心和创新的意识。

    Gina Smith:我也读过这方面的文章,怎么让人更加愿意挑战现实,有一些创新的精神。

    Yossi VARDI:我们需要有一些混乱的秩序,太有秩序了往往不利于创新,我们看以色列的学校,就有李先生讲的H(英)。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在领导理工学院学生会的方面就有很多创新的精神。另外,刚才我们讲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当中有大的企业,也有小的企业,比如说微软是大企业,还有很多很多小企业。我们用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像微软来讲,在创新方面其实是不具备一个非常有创业精神的企业的很多特点。在以色列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小企业,他们会和微软公司的一些官员进行交流。

    因为有很多的个人在微软,包括一些企业的高管到以色列之后,会和以色列很多小企业进行交流。所以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要有合作的精神,要共同发展,共同成长,这样每个人都会从中获益。

    Gina Smith:中国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出色的,很多国家都建立起了这样合作的关系。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我想问李校长和张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台生在大陆上体现出了一些他们自己的特色,他们竞争的优势,两位是非有在这些方面关注过大陆青年的表现?

    李剑阁:当然,我作为校长下面还有学生,今年秋季才招300个学生,我们会给台湾的学生留一些名额,目前我对他们没有特别的观察,但是大陆对台湾学生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市场,而且人才的规模,从人格计数来说,从人员密集度来说肯定要比台湾好很多。另外面向这么大的市场,显然是对他有吸引力的。

    我觉得这要是人才,在大陆一定大有发展的前景。其实以色列么小的国家,创新非常厉害,但是它在一般二轮、三轮融资以后都出售了,因为市场太小了,他出售的方向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中国。所以以色列现在的创新人员对中国的市场也非常的关注。

    张亚勤:我想回答两个问题,之前这位女士提的问题讲创新结构,我同意李先生讲的教育,我用中文讲吧。

    两个问题一块回答,一个是台湾的学生,一个是创新的土壤,刚才李校长讲到我们现在应试教育,填鸭式教育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更多批判性的思维,创新的思维,学校是急切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展了。我从公司的角度来讲,一个企业如果看一下,不管是在微软也好,在百度也好,你发现创新一定是两方面的。一般公司的最高层都是希望创新的。因为他会看到市场的变化,看到公司的危机,往往一线的工程师也是需要创新的,因为他看到用户的反馈,看到我们的产品遇到问题。最大的障碍是中层,公司里面企业大了之后怎么样把中层说服了是最重要的。

    包括刚才讲的加速器,服务器,包括一些小的团队,比如说中层要把它绕开,中层一般都是喜欢比较保持现在,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要绕过中层找到真正的创新。

    另外,这个可能和当时讲的最早的问题,怎么找到创新者,这么多年我花了很多时间自己做研究,也创新,也在找创新者。我发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创新者都愿意思考、批评。

    第二点很重要,创新者你和他谈话的时候,谈一个小时,你会发现这些人有闪亮的思想。有的时候我们开会、谈话也好,谈一两个小时是没有信息量的,什么都好,但是,公司你和一些小孩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些好的想法。另外,这些人不仅仅有好的想法,也会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源,找到方式和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关于台湾的学生,我原来在微软研究院做院长,我们差不多有1/3或者1/4的研究员都是从台湾过来的,现在微软研究院院长也是台湾过来的。我觉得IQ来讲,台湾的人和大陆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到大陆来工作,这么多市场,特别是做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大数据、大模型、大计算、大用户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到大陆发展前景是很好的。

    Gina Smith:非常感谢,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如何去激发创新的火花,我在硅谷的时候认识第一个发明电玩的发明者,我问他你对那些希望建立创新企业的人有什么建议,他说不要请那已经死了的人,你要请思想活跃的人,不要请思想僵化的人。

    Yossi VARDI:增加一点,比如说百度现在有多少员工?5万人,从高层听到这样一个声音是很重要的。因为创新最重要的敌人就是一个企业固步自封,不仅要保留现状,还担心有一天自己的下属会造反。因为他们对于下属的才能嫉妒使他扼杀创新。

    我讲个故事,以色列的一家领先企业在做mooter(音),他本来是英特尔的高管,在以色列、硅谷都有工作的经验。他说你在硅谷见了工程师跟他们想要做什么,给他们45分钟的时间把你想要做的说清楚,剩下就是干活了。在以色列见工程师,前20分钟大家先吵,是你告诉我该干什么,还是我告诉你该干什么,大家先吵20分钟,所以去挑战权威。把这个问题本身界定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做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创新过程重要的部分。

    我曾经发明了这么一个词,叫做中层管理者病。

    Gina Smith:非常有意思的词,讲的方向非常好,我们在讲创新的因素,不仅是成功的因素,我们也要避免那样一些失败的因素。不是说大家看到硅谷好就把硅谷移植过来,说什么都是中国的硅谷,特拉维夫的硅谷,我们得有一点自己的特色。

    Yossi VARDI:可能还得有一些新的地方,比如说班加罗尔,总体来讲我们也得选对地方,因为创新并不是特别普遍的现象。

    问:如果有机会为深圳政府提供建议,关于生态系统的改善,比如说三个领域可以说的,去做的,有哪三个领域呢?

    Logan ALLIN:首先中国对于重工业有自己的历史因素,所以制造业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大家也讲到了互联网金融和移动支付相关的领域,这也是非常重要去关注的,目前来讲量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几倍。如何把互联网金融管理好,考虑到中国大量的储蓄利用理财,第三是机器学习,AI,怎么跟制造业、基因学、自动驾驶结合起来,这三方面是中央政府最需要关注的领域。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做这些领域,但是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方面。

    李剑阁:我对深圳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据我所知,下一步发展的瓶颈就是地方太小了。我建议广东省可以在行政区划方面,在打破可能对它下一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

    王彬颖:没有人讲到绿色科技之类的,或者是虚拟现实。我的角度来讲,三点,就是建立创新友好型的生态系统,第一点。第二,鼓励发明和创新,在个人层面上的,个体层面上的发明和创新。第三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保护发明者和创新者的产权,因为你不保护就没有创新力了,大家都可以去抄和偷,你就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了。

    谢青:深圳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超大城市了,大概二三十年前都没有几个人,现在已经有2000万的人口,从它成长的方式来看,它有一些信息技术,物联网,还有其他的,有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深圳为基地。

    北京科技类企业一家上市工资的负责人:我还有一个问题,今天的主题是创新,主题的创新美国硅谷也好,中国的中关村也罢,在目前的中国环境之下,我一直想知道几位专家,中国在现有基础之上,因为创新距离发达国家还很远,怎样创新?如何创新,这是我更想听到的。

    Gina Smith:总体来讲中国,特别是北京在创新方面取得最大进展的地区,特别从复制、抄袭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是非常显著的。

    Logan ALLIN:我也很同意,总体来讲,刚才我提到很多领域就很多企业创造出来教育、跨境合作,刚才我提到政府可以下力气的地方,提供资金,包括财税方面的减免优惠政策。所以,我总体来讲,能做的都在做,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定的耐心,因为这个创新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

    Yossi VARDI:我一直关注中国创新和创业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了拐点,所有的那些曾经缺失的因素,现在都开始具备了。像李彦宏、马云这样的一些新生代的企业家都已经成熟了,创业者都开始为新一代这些创业者提供极大的激励,去鼓励和支持年轻人个体,大家讲的,比如说天使投资。天使投资对于创立一个创新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量,如何能够在量上达到一个质的突破呢?你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支持那样的一些缺钱的创造者和创新者。

    那么,达到一定的量以后,有相当数量高科技的企业,我们开始就了一个向质变转变的可能性。我记得在有一次吃午餐的时候,那样一些新兴企业的代表,就是说我们现在排名是多少,我们明年要达到多少,今年的成长是多少,明年是多少,我相信这样一些创造者、创新者他们的雄心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雄心支持了在一个国家创新的爆炸式的增长。

    你看到有很多国家创新可能就是集中在某一些集群,不会说是所有的区域都是平均的去分布和发展,会有一些集群,有一些枢纽吸引到最多的创造的头脑,新一代的创造的力量。我认为和十年前,甚至是十五年前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在中国创造的量上面的积累。所以我对中国还是非常看好的。

    李剑阁:总的来讲我觉得你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你有两点需要稍微补充一下,第一对中国的创新不要估计那么悲观。刚才我在会前跟王女士询问了一下,现在以国家层面中国申请专利的数目是全球第一,在国际申请的专利全球第三,和第二的日本已经相差不多。所以对中国整个创新不要过于悲观。

    其实我和很多科技人员,年轻人接触,他们都感觉到中国下一步会十出现爆发性的增长,所以,所有一个高科技的负责人应该看怎么迎接爆发性的增长。第二,好像也不要把创新的环境都归结于政府还没有提供足够好的环境,其实包括Yossi VARDI看到的中国环境和前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创新环境也在不断的改善,这个改善也是非常巨大的,作为企业的负责人也应该看到这一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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